科里来了实习生，负责给一位病因不明的患者抽血化验时显得轻松干练面无惧色。几天后，化验报告出来了：艾滋病。实习生一下子紧张起来，再让抽血，完全不复神勇。
“全弄反了。”北京协和医院的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主任马小军讲完这个例子后下了评语，“没弄清病情时该怕，病情明确了，反倒不可怕了。这个事例说明这位实习生的标准防护意识差。”
11月27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全球患者安全倡议活动，承诺要对病人的安全负责，提供更清洁、更安全的医疗。为此，卫生部提出要通过多项行动预防和控制院内感染。“标准防护”作为控制院内感染的“高频”词汇，被越来越多地提出来。
标准防护是个啥
什么是“标准防护”？很多一线的医生听到这个问题后，脸上一片茫然。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感染科主任牛俊奇给出了具体的解释：“所谓标准防护，即假定所有人的血液都有潜在的传染性，医护人员在处理血液、体液时要视所有患者的血液、体液为传染源，直接接触时必须采取防护措施，如戴手套、戴口罩、穿隔离衣等。在操作期间，医护人员的身体或衣服有可能被污染，应穿戴塑料围裙；在处理有喷溅污物可能的病例时，为防止污染操作者的皮肤和黏膜，还应戴面部防护用具。”
这一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1995年提出的医院感染预防策略，1996年在全美实施，1999年引入我国，并在2000年编入卫生部颁布的《医院感染管理规范（试行）》中。
对于标准防护这一概念，有人拿法律术语中的“有罪推定”作类比。就像那位给病因不明患者抽血的实习生，如果在病人确诊之前就采取标准防护措施，绝对不至于有后来的紧张恐惧。“最可怕的是未知，因此未知时一定要‘百密而无一疏’，以标准防护应对一切可能。”马小军说。
标准防护为了啥
对于记者的这个问题，既是感染科医生又是医院行政领导的牛俊奇有着深刻的认识：“实施标准防护，能有效降低医务人员和病人、病人和病人间疾病传播的危险性，能有效预防医院感染，有效保护医务人员及患者的健康，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
牛俊奇认为，2003年非典期间，卫生部正式公布的医务人员感染率为18.38%。有的医院院内感染非常严重，除了与非典病毒的传染性强有关外，缺乏有效、正确的防护措施是个重要原因。非典的暴发流行，把医院感染推到了一个重要地位，医务人员的职业风险性与职业保健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经过非典暴发流行期间的验证，实施标准防护是成功、有效、经济的医院感染控制的主要策略。
对于这一说法，马小军表示赞同。他说，如果标准防护做到完美，院内感染就可以控制到零发生。患者来到医院，求的就是药到病除，如果在这里因为医疗行为受到感染，就背离了医院和医务人员的初衷。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标准防护是为了能让患者享受有效、有益的医疗而无负面效果。
标准防护划算吗
接受采访的专家、一线医务人员都承认，标准防护“很花钱”。作为最大受益者的病人，对于标准防护的花费问题也最为关注。一个普遍的疑问是：为标准防护花这么多钱，值吗？
“标准防护肯定会增加成本，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人的生命健康不能用金钱来衡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主任贾继东在这一问题上态度鲜明。
从事医院管理工作的牛俊奇算过这笔账：“加大标准防护的投入，可以减少院内感染的发生，从而减少每一单病种的医疗费用。从整体情况看，是减少医疗成本的。”
一份来自美国同行的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说法。根据美国州级卫生规划和发展办公室的记载，2004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医院共有约400万病人出院。据保守估计，总出院人数中约6％被院内感染，即约24万例，每一例院内感染的平均支出为1.3万美元，由此得出该年度加州纳税人为院内感染埋单额为31亿美元。这还不包括为此损失的工资收入、社会劳动生产力折损和医疗诉讼费用。该项研究认为，“感染监测和预防计划可能是当今所有医院质量性能改进项目中最划算有效的了”。此外，一项美国CDC1983年出版的关于院内感染控制效果的研究也表明，高强度的监测和预防可降低32％的院内感染。
标准防护可否中国化
据介绍，“标准”的标准防护耗资巨大，那么是否可以结合中国国情，适当放宽些标准呢？
对此，同时身为卫生部医院感染控制标准专业委员会委员的马小军警告“绝对不可”，在标准防护这一措施上，“只有照章办事，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长期工作在肝病防治一线的贾继东也同意标准防护的基本原则不能有丝毫变化，但“条件好一些的医院可以大量使用一次性的用品，小医院用不起，就在清洗消毒方面下工夫。只要消毒做得好，很多东西可以重复利用。”贾继东指指自己办公室里带着长柄的水龙头说：“比如水龙头，有钱可以装感应出水的，次一点可以装加长柄、用肘部开关的，或者可以脚踏。只要别用手接触开关，能避免感染就行。”
标准防护难在哪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即使在北京多家三甲医院有高感染风险的科室，也没有医务人员能完全做到标准防护。对此，贾继东承认：“很多时候是个习惯问题。比如洗手，每看完一个病人都要洗手消毒；同一个病人，接触不同的部位也要根据需要洗手甚至更换手套。”但有调查表明，医务人员大多做不到。
牛俊奇曾经细致分析总结过标准防护执行的难点：首先，医务人员的标准预防意识淡薄。临床医务人员大多重治疗轻防护，重视血源性疾病的预防，轻视非血源性疾病的预防；重视确诊传染病的预防，轻视隐匿性传染病预防的现象。其次医务人员的标准预防依从性差。有的医务人员对标准预防的重要性缺乏了解。有的觉得防护设备影响操作灵敏度，有时戴防护面罩会影响医务人员的视野。此外，戴口罩、
穿隔离衣，易造成医务工作者的不适感，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三是标准预防的资金投入不足。由于直接经济利益因素，大多数医疗机构只看到防护设备的直接的消耗，因此在保障设施的投入上，缺乏积极性。
马小军在协和医院感染办公室工作两年，对于执行标准防护的困难之处也颇有感慨：“一大遗憾是，我们的基础医学教育存在缺失，有传染培训无感染培训。另外，很多医院没有建立起科学的院内感染评价指标、原则。”
“上了呼吸机，我们有一揽子的办法不让感染发生，但就是有那么多不必要的感染发生了。”马小军说，“在医院里，医生患者就是在一条船上，执行防护措施要有主动性。如果病人评价说自己进了一家‘干净的医院’，不仅是看上去干净，是真的卫生，那就说明我们真的工作出色。可坦率地讲，我们还差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