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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因芯片:实现领先世界的梦想

日期:2010-06-11 15:08:38 来源: 科学时报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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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中国工程院院士、生物芯片
 
北京国家工程中心主任 程京
 
访问者:本报记者 姜炯
 
《科学与健康》: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访问了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中心,能否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程京:在胡锦涛总书记来我们中心视察的时候,我们就遗传性耳聋问题向总书记作了汇报。统计学数据表明,先天性疾病中,耳聋和唐氏综合征的数量并驾齐驱。现在产前检查中有“唐筛”一项,但没有“聋筛”。我们呼吁尽快落实政府采购,让利于民。因为目前的模式要经过很多中间商,价格抬高,而且推广速度也太慢。因为孩子的出生是不等人的,这就意味着每年有4万个聋儿会生下来。在场的刘淇书记随即指示我们马上拟一个报告上来,如果全国推行有难度,就从北京市开始筛查试点,我们也马上拟文并送达了北京市政府。
 
一个残疾人背后还有更重大的社会隐患。对于新婚夫妇,一旦新生儿是残疾人,心理的打击是巨大的。即使可以再生一个,他们也会担心还是残疾人。因此,家庭往往会解体,他们谋求重组家庭,以期生育健康的孩子。夏家辉院士给温家宝总理的信中就专门提到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多话想告诉社会,比如一对聋人夫妇结合生下的孩子不一定是聋人,一对健康夫妇生下来的孩子也许是先天性耳聋。但是我们没有十分得力的途径。
 
《科学与健康》:能否介绍一下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中心承担“863”项目的情况?
 
程京:“863”重点项目“生物芯片仪器和试剂”是国家通过科技部的支持,定向研发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同时在国际上处于先进甚至领先水平的技术或产品。为此, “863”计划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都对我们的生物芯片开发给予了支持,算起来已经有10年时间了。
 
回顾10年来的研发成绩,无论从医疗器械认证许可、专利证书、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的取得情况,还是国内外的销售情况,我们都向国家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仅专利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112项国际专利,但是只看专利的数量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专利中,有70多项实现了产业转化,转化率达到60%以上,远远超过国际上20%的平均值。
 
去年到今年,是生物芯片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SFDA)获得注册证书的一个大年。此前,我们的仪器已经拿到了注册证书。但是没有芯片,仪器是无法使用的。截至今年,我们已经有“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17种分枝杆菌菌种鉴定”、“结核分枝杆菌耐药检测”和“系统性自身免疫疾病检测”四个芯片产品获得了SFDA注册,部分也获得了欧盟的CE证书。
 
这些产品在技术上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国际上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都没有在我们之前开发出获得官方认可的同类产品,我们的产品可以说是独一无二。此外,我们在科研芯片的自主研发上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比如基因层次的“HLA基因分型检测”,蛋白层次的“转录因子活性检测”,以及细胞层次的“细胞迁移实时定量监测”等等。2007年,我们的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这也是生物芯片领域首次获得该奖。
 
除了内在的科技水平,外观工业设计我们也十分重视。2009~2010年,我们以仪器为主的一批产品,获得了中国工业设计的最高奖——红星奖;今年,又首次获得国际工业设计的最高奖——红点奖。
 
我们有理由说,从今年开始,中国的临床诊断用基因芯片水平从国际先进水平,跃升到国际领先水平。这里所说的领先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领先,还有市场投放上的领先。此前的高技术产品,总是在发达国家先投放,然后历时多年才会进入中国。而从我们开始,这个局面得到了扭转,这是我们国家追求了多年的梦想。
 
《科学与健康》:在中国,基因检测还是个新兴事物,从中国国情出发,其临床意义和社会意义有多大?
 
程京:在中国,基因检测对于很多亟待解决的卫生问题意义重大。比如,我国用药的规范性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虽然实行了药物处方制度,但是民众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总能通过一些途径买到处方药。特别是一些抗生素,这也从一个侧面助长了我国抗生素的过度使用。
 
没有一个人愿意伤害自己的身体,只有宣传力度的不够,才导致“不知者无畏”。动辄使用价格昂贵的高端抗生素,一旦造成耐药,最后的结果是他将再无抗生素可用。而解决之道是,通过基因检测这样的手段,确定他的感染源微生物对哪些药物敏感,对哪些药物耐受,这样既节省了药费,又能为将来可能出现的耐药留出空间,因为届时还可以选用高一档次的药物。如果明确地将这些知识告知患者,我想没有一个患者愿意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其中的症结在于宣传不足:无论是政府层面的宣传、临床层面的宣传,还是媒体层面上的宣传,力度都是不够的。
 
患者的随意用药、医师的随意开药,造成的不仅仅是金钱上的问题。医师为患者开高档广谱抗生素,并不一定都是为了提高药品收入和获取回扣,也许他只是想让患者早点康复,但一旦造成广谱耐药,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出现广谱耐药的患者所携带微生物传染开来,整个社会将危在旦夕,因为届时我们将面临无药可用的局面。我们的民众千万不要以为有用不尽的药物,因为微生物基因变化的速度远远高于人类研发相应抗生素的速度,所以要非常珍惜我们现有可以使用的药物。
 
大众在医学方面的知识十分有限,他们都是听医院的。但是谁去监管医院的行为呢?我们期待政府出台一套严格的审查制度,比如对处方和病案的抽查:重点了解医生是否询问患者之前服用过什么药物,是否进行相应的耐药检测,高端抗生素的处方依据是什么……配合审查制度的,还应该有一套奖惩制度。一旦发现医生随意用药,甚至应该吊销其执业证书。
 
《科学与健康》:对于基因诊断,有些专家认为是目前最可靠的诊断手段,但也有专家说基因诊断技术真正达到可靠水平,至少还要几十年。对于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你怎么看?
 
程京:我们的基因诊断技术,能保证最快、最准地检测已知与疾病相关联的突变位点,能保证通过这些检测所作出的诊断报告可信。但是众所周知,人类的认知是无穷尽的,对于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与疾病有怎样关联的基因位点,我们无法保证其不会导致人们患病。以我们的遗传性耳聋检测为例,我们检测能覆盖的是同时检测4个基因中的9个基因突变位点。如果说还存在其他我们没有认识到的致病基因及其位点,我们在现阶段就无能为力了。如果患者因这样的未知基因而致聋,只能说我们的科研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开展下去,我们对新的基因突变认识之后,再把它们加入我们的检测。
 
对于基因诊断,既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患者花了那么多的钱,但是一针打下去,还是因为未知基因而致聋,情感上就很难接受,因此提前了解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就很重要。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不过是近10年的事情,现在我们正在开始普及相应的教育。如果说哪个国家比我们发展水平超前很多,也不尽然。关键是宣传的力度,我们与国外比相差很多。传播的途径一定要拓宽,比如我们国家自己制作或译自“发现频道”的最新科技产品的科普片,不要只在中央电视台十套播出,应该在经济频道、公共频道也播一播,应该在黄金时段也播一播。政府还应该制作一些宣传光盘,在社区分发一下。
 
《科学与健康》:但是基因诊断对于我国国民的消费水平,是不是比较昂贵?
 
程京:有人认为基因诊断的价格昂贵,这只是暂时现象。因为基因诊断是新兴事物,相对于传统诊断,它的量是小的。随着使用量的提高,价格自然就会降下来。降低医疗成本,不能仅仅计算一次检测的成本。我们在没有耳聋之前作一次检测,或者在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作一次检测,目前花费也就是1000元以内。但是如果对自身基因不了解,从而生下了先天耳聋的孩子,或者给药物致聋的人使用了相关药物,其结果只有一个——终生丧失听觉。听觉一旦失去,就是永久不可逆的。这样的残疾人,植入一个人工耳蜗要花费10万元至20万元,而国家对于一个残疾人的负担还远远不止于此。有一个报告表明,我国平均为一个残疾人一生付出的各项花费为70万元左右。
 
很多事情需要各方的合力才能推行,比如输血的检测。长久以来,我们对于血液只有抗体检测而没有核酸检测。而作为一个刚刚感染诸如艾滋病、乙肝、丙肝、梅毒等疾病的患者,其血液中的抗体也许尚未生成,如果在这个阶段采血,就会将其视作健康血液。而这种血液一旦为用血者输入,其必然会感染。血液的核酸检验,通过人大提案已经呼吁了3年。今年卫生部组织专家论证,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血液的核酸检测。没人会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如果告诉他,作过核酸检测的血液比只作过抗体检测的血液昂贵,但至少能规避其感染艾滋病、梅毒、乙肝、丙肝的风险,我想没有人会吝惜那一点钱。


(责任编辑:lab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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