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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为什么缺血?中国血制品行业的前世今生

日期:2018-09-13 14:46:58 来源: 阿尔法工场 点击:

1938年,曾经在西班牙内战中创立全球第一个战地血库的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加入中国抗日战争。当时,许多八路军战士因受伤后大量失血而牺牲,为了解决血液供给问题,白求恩倡议建立了“献血预备队”。经他操作,时任边区卫生部部长的叶青山完成我军野战外科史上的第一例战地输血。

此后,边区的农会、武委会、妇救会纷纷响应,上千人报名献血,很快组成了一支150人的献血预备队。这个"群众血库"把数千份救命的血液送上前线,挽救了大量伤员的生命。

1941年,日本偷袭美军珍珠港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军的大量伤员亟待输血,但由于夏威夷距离美国本土路途遥远,以当时的技术全血不能长期储存和远距离运输,为此哈佛大学制作出了全球第一批血液制品——50瓶人血白蛋白,并将其运到夏威夷,在此次医疗救援中“一战成名”。

自此之后,一种创新的组织方法和革命性的输血技术进步诞生了:从后方献血者采集全血,在实验室里分离出血浆,再在工业中从血浆中提取白蛋白。这让白蛋白成为重要的战争物资,挽救了许多伤员的生命。

1957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在天津成立。在此前不久刚刚结束的朝鲜战争中,中国深感两国战地医疗救援水平的巨大差距,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当时的条件极其恶劣,国内科技和人才严重不足,也没有足够的物资和人力来支撑科研工作。面临着“没钱、没人、没资料、没技术”的尴尬处境。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老一辈医学家们以不可动摇的坚定决心白手起家,在1966年成功突破了技术瓶颈,开始自主研究血浆加工技术。

01、血浆单采术手册,198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输血技术从战地走向百姓,在临床上的应用越来越广。在不断地实践中,医生们发现对于烧伤等患者输浆急救是更好的方式,因为不用配型,也没有用量控制。

而献血者的红细胞临床价值不大,索性可以“还给”献血者以使其更快地恢复身体。于是美国医生发明了“血浆单采术”,即单纯将献血者的血液抽出后,分离成血浆与血球两部分,红血球回输到献血者体内。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血浆单采术已成为欧美临床上使用的主要方式。

1963年,时任中国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血液制剂室主任的刘隽湘与学生陈醒明合作研究绿脓杆菌的免疫血清。在阅读国外文献的过程中,刘隽湘了解到了欧美正在流行的血浆单采术,感叹到“我们应该发展单采血浆。”

并马上报告给了卫生部领导,但不幸的是不久之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刘隽湘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没有人会再去听刘隽湘的意见,更何况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献资料”上看到的东西。

1978年,“文革”结束后两年,已经63岁的刘隽湘重新成立了研究组,捡起了念念不忘的单采血浆技术。也正是在这一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血液采集、加工和血制剂规范》,对采浆术作出若干解释,正式认可。

研究开始时,曾有人提醒刘隽湘:小心,小心,上面挂的是血瓶子,下面放的是手铐。研究组由临床、血液、化验、技工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从两三位义务献浆员开始试验,一直增加到百来人。

借鉴了国外成熟的采浆技术,研究进展得非常顺利,得出的结论是:在按规定程序操作的条件下,单采血浆术对献浆者无害、安全,并向卫生部再次提出了使用该方法的建议。

1979年,中国卫生部批准了刘隽湘的建议,开始试行。单采血浆术先由天津中心血站试行,很快就在全国范围被迅速推广,初期的献浆员来自大专院校,后来开始慢慢向社会征集。

各级红十字会和血液中心在媒体上竞相宣传采浆政策、原理以及国内外献浆员的先进事迹。当时有偿献浆的营养费几乎是一个月的工资,再加上献浆者所获得的政治等方面的额外回报,一时间献浆者非常积极。也是在这一年,艾滋病病毒在美国潜入人体,但当时还无人知晓。

02、向光荣献血的同志学习!致敬!1981年,上海市献血小组

彼时的中国正积极地拥抱着新的科学技术。最先是北京、成都、武汉等生物制品研究所都设立了血站,之后由河北扩展到山东、河南,不久中原地区血站也大多具备了采浆功能。

1982年7月,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单采血浆经验交流会。当时全国已施行了采浆术14万余人次。待到1984年第二次经验交流会时,数字已飙升至56万人次以上。1985年更是达到了80余万人次。

当时医学家们最担心的问题是异型输血,八十年代初,有一位输血站的女护士急着回家给孩子喂奶,让同事帮她回输最后几袋红细胞,结果搞错了血型造成了严重的事故。

于是,各家血站都开始想办法调整规范:有的提出在血浆站内挂上明显大牌子;有的提出在献浆员的帽子上清楚标示。最终的方式是,让献浆员在自己的血袋上签字,回输后自行确认。

1983年,艾滋病病毒感染了第一位中国公民。被感染者是血友病患者,注射了来自美国的血液制品“凝血八因子”。在当时,虽然推行单采血浆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但临床使用的血制品几乎全部依赖国外进口。

在艾滋病病毒尚未被国际医学界正式命名时,中国卫生部门已经开始对渐渐被艾滋病威胁的欧美血制品产生担忧,并迅速做出反应:1984年,卫生部、外经贸部、海关总署已几次联合下发通知,禁止或限制进口血浆、人血白蛋白等血液制品。

此时的目标是:将艾滋病御于国门之外。而此举造成的副作用就是国内临床的血制品瞬间短缺,“血浆经济”被快速加热。临床实验时理想状态下的安全,与被经济利益挟持的现实渐相背离,不安全因素隐现。

03、卖血为女友庆生遭棒打鸳鸯,2009年,武汉晚报

1992年,西南小城贵州省惠水县也为血浆站的“钱景”动了心。当时的惠水县政府没有资金投入,县医院就以职工集资入股的方式凑了十几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义无返顾地挤进了血浆行业的暴利时代。

黎鹏发是当时血站的站长,据他回忆,当时建站名义上须经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许可。但实际并不难,申请批得非常快。血站的利润以入股分红的方式分配,那些首次入股时还持怀疑态度的职工,很快就变得积极起来。

血浆站在暴利下迅速扩张。创办之初,作为县医院下属科室,血浆站占用了医院两个房间。空间有些狭小,献浆员常常站满屋子和院子。不出所料,血浆站利润丰厚,在其他科室人均月奖金只有一百元的时候,血站工作人员就可以分到四百元。

这四倍的奖金差距是一个磁场,吸引医院其他科室的医生、护士分拨来干,以便利益均沾。对于献浆员来说,营养费最初仅为50元,但对当地人尤其农民而言都比种田划算。那些挑进县城来卖的大头菜,一斤只挣一毛钱。

惠水县只是那个疯狂时代的缩影,有些省份早年一开始就将“血浆经济”视为带领农民贫困人口脱贫的动力产业。

在1990年代中期的河南,这是场“以血致富”的大运动。据撰写《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一文的北京佑安医院医生张可回忆,当时从15岁到60多岁的农民纷纷加入进来。50岁以上的人,为了参与献血,把白发染黑;年龄小者,谎报年龄。

当时农民流行的口号是“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有的县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血浆站,门前人山人海,多则千人。工作人员不间断地抽血,献浆员彻夜不息地排队等候。无人知道灾难已悄悄隐藏在他们身边。

自采浆术进入中国到1998年之间,全国的采浆站大多是手工采集技术。手工采集的随意性,恰是暴利滋生的有利土壤之一。每次的采集量都操控在护士手中。虽然按照规范一次采浆不得超过600克,但多采200克也只有天知地知。

在违规超采外,频采也未被控制,有的献浆员会在一周内多次卖浆。不仅如此,用于分离血浆的离心机的转速也由人掌握,机器的转速越高,分离出的血浆就越多。而因为机器转速过高而破碎的红细胞被输回人体后,不仅无用,还会给肾脏加重负担。

手工采集带来的不仅是钞票,更有风险。按照规范要求,离体的血液不可以多人混合,否则,丙肝、乙肝、疟疾等病毒在混合血回输过程中的传播风险很大。但部分不规范的血站常年混合操作,只为便捷操作,降低成本,榨取最大利润。

仅仅过了一年,1993年的河南省,疟疾疫情已经在提示采浆混乱。当年8月6日的《河南卫生报》披露:今年上半年全省报告疟疾301例,是去年同期69例的4.36倍。

1994年9月,上海莱氏生物制品公司在抽检时,惊讶的发现安徽省阜阳地区献浆员李某的血浆为“HIV+”。他们立刻向当地血站反馈,但是,当地血站的工作人员不知HIV为何物,未引起任何重视。

11月,该公司的抽检报告中,再次出现:李某,“HIV+”。卫生部的一个研究小组随后进入安徽阜阳地区调查,最终将感染途径锁定在当地的单采血浆站。

这可能是第一份证明艾滋病与血浆站间存在关联的正式报告。同年,河南省周口地区防疫站的王淑平也首次在献浆员中发现HIV感染者。但是,河南省卫生厅并未承认王淑平的调查结论,王淑平因此失去了工作。

1995年4月,卫生系统终于意识到了问题严重性,河南省、安徽省、河北省卫生厅紧急接连下令关停所有单采血浆站。但是,这些警告与措施都未能防止艾滋病传染高峰的来临。

但由于利益巨大,大量的地下采浆站冒出来了,已经尝到利益甜头的献浆百姓们,转而投奔非法浆站门下,局势更加混乱。

1996-1997年,由国家层面直接布置,下达了无数严苛的红头文件,实施对血浆站全行业更精细的技术层面的改造措施。同年卫生部要求在血站增加对艾滋病的检测项目及建立危机管理程序,并开始推行机器采集,手工采集的历史由此终结,血制品行业的快车终于在悬崖边急停,暴利的一页翻过去了。

1999年,国家要求血浆站从县医院分家出来,变更为卫生部门的下属事业单位。2006年,面对地方血站不断发生的事故,为了加强对血浆站的监管,国家层面终下决心让政府和血浆站分家。

当年4月,卫生部等九部门共同下发《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要求县级卫生部门与下属单采血浆站脱钩,将血浆站转到血液制品企业门下,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血制品行业彻底进入大规模公司化运营。

04、血液制品龙头之一华兰生物上市敲钟,2004年,深交所

我国的血液制品巨头基本都成立和发迹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1989年,由美国稀有抗体抗原供应公司和上海市血液中心血制品输血器材经营公司在上海合资成立了上海莱士。

1992年,历任新乡市地区卫生防疫站站长、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处长的河南人安康成立了华兰生物,并于1995年获得了血制品牌照。

1993年,博雅生物在江西成立。

1998年,由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控股的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新世纪以来四家公司迅猛发展,成为了我国血制品行业的四大龙头。

同时,吸取了既往的教训,新世纪的监管不断加强使采浆行业逐步收紧。规范的监管政策,以及血浆站转制的微震,是引起下游血液制品产量的波动的主要原因。

人血白蛋白在市场上一支难求,血液制品“凝血八因子”也屡屡告急。没有凝血八因子,血友病患者只能在失血的痛苦中死去。

但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产量与安全间权衡,国家的政策显然侧重后者。在此基调下,地方官员以稳定为目标,将血浆站推给企业,进可放手监管,退可减轻身上的压力。按照司法解释,从2008年9月23日起,非法采供血液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随后推出的《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更是对血浆站资格、采浆规范等方面做出新的严格要求。采浆量下滑的另一层原因来自献浆员的流失:外出打工、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都是干扰献浆人数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血制品行业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为了弥补该缺口,国内监管部门一方面放开人血白蛋白产品和重组凝血因子进口许可弥补现有市场紧缺的。另一方面,原卫生部部长陈竺提出了“血液制品倍增计划”,寄望通过较短时间快速提升国内血浆采集量。

在倍增计划的引导和激励下,国内单采血浆站从2011年的146个快速增加到2016年的225个,产量达到6800吨左右。但这与2016年美国高达3.83万吨血浆采集量仍有着巨大的鸿沟,也远远还不能满足国内约为每年10000~13000吨的临床血制品需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满足国内的用血需求,卫生部尝试了很多新的政策,其中近期被热议的“互助献血”就是一例。“互助献血”制度已经在我国实施了多年。

具体来说,就是在血液资源匮乏的时候,可以动员与患者有直接关系的家人、亲戚、朋友、同事,或者有间接社会关系的人员进行无偿献血,然后由血液中心调配与互助献血等量的血液制品给患者使用。

但这个政策却被很多沉寂已久的“血头子”再次钻了空子,其中最令人痛恨的做法是为提高血量,血头子们采取了“替换”战术,即在买卖血液过程中对献血人进行替换,A到血站检测血液,检测完以后,他又换成B去献,就可能导致血液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

2012年,武汉暂停了互助献血。2017年,根据报道血站检测出了不合格的血液,68.2%的标本来自于互助献血人群。随即广西南宁、四川、北京等地纷纷叫停互助献血,并被舆论热议。

05、科学家研发的植物源人血清白蛋白,2017年,禾元生物官网

在我国血制品面临严重进口依赖和短缺的背景下,一些科学家开始了新的尝试。武汉大学的杨代常教授专注于研究“稻米造血”,他带领团队研制出了一种来源于转基因水稻的重组人血清白蛋白,不含有动物源成分,能为无血清培养基提供更安全的选择。

2006年,他成立了“禾元生物”专注于开发植物源白蛋白产品,2015年禾元生物于新三板挂牌上市,同年提交了白蛋白产品的临床实验申请,根据公司公告目前已获得临床批件开始了临床实验。

但远水解不了近渴,解决当下的短缺还需要采浆能力的不断提升和献血献浆人数的增加。

生息咨询的分析师表示,且不论植物源白蛋白的纯度是否能够最后真正达到临床的标准,即便实验非常顺利,真正能够通过临床实验上市也是很多年以后了。

况且,把提纯等技术的成本压缩到大众能够接受的范围,又不知道要再等多长时间。目前卫生部门能够做的还是基于传统模式的精细化管理,开源节流,增设血站和献血点,加大无偿献血的力度和建立异地调节制度。

而作为普通人,更多的走向街头的采血车献上一腔热血,或许是对需血的同胞们最好的帮助。


 

(责任编辑:z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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